演出介绍

　　在本场音乐会中，我们再次携手法比奥·路易斯大师，为您带来舒伯特（1797-1828）与贝多芬（1770-1827）的三部重要作品。

　　舒伯特与贝多芬生活在同一时代，也都曾活跃在尊崇艺术的维也纳。不过，贝多芬年长舒伯特二十七岁，舒伯特开始学习作曲时，贝多芬已是他眼中的巨人。在音乐会中无数次聆听贝多芬作品的舒伯特，对贝多芬有着终生不绝的景仰与崇拜。但是，二人因在地位和年纪上的差距，舒伯特其实在人生多数时光内都没有机会与自己的偶像充分交流。1827年，贝多芬去世前，舒伯特终于有机会面见贝多芬。贝多芬惊叹于这位年轻人作品的优秀品质，并赞叹道“舒伯特的作品中真的存在神圣的火花”。贝多芬葬礼时，舒伯特则是为其执绋护送灵柩的人之一。一年之后，生病的舒伯特也阖然长逝。在病榻上，他嘱托父亲在葬礼上为自己演奏贝多芬的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并提出葬在贝多芬旁边的愿望。虽然彼此并无太多人生交际，也很难称得上有什么直接友谊，但舒伯特在音乐理念上对贝多芬的追随与景仰，还是让二者的关联成为学界与乐迷永恒关注的话题。今晚上演的三部作品，都可以被看作是他们在创作中期阶段的作品，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在创作上自我突破的作品。

　　舒伯特堪称是全才作曲家，在交响曲、室内乐、钢琴、歌曲等领域均有出色表现，但人们对他在歌剧领域的作为却知之甚少。事实上，舒伯特对歌剧一样雄心勃勃。作于1822年的《阿方索与埃斯特蕾达》可以说是他最为宏大的歌剧作品，也多少是他立志与当时流行的歌唱剧传统分道扬镳之作。当时的歌唱剧大都注重丰富的故事情节，甚至多数带有些喜剧色彩，这显然与舒伯特心目中应当注重思想与哲学表达的德语浪漫主义歌剧相去甚远。不过，看来并非所有人都能赞同舒伯特这种高远的歌剧理想。作品写完之后，维也纳皇家歌剧院最终决定拒绝演出改作，而舒伯特终于还是未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改作的首演。

　　贝多芬写于1812年的第七交响曲，在其九部交响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有人说，第七交响曲同时拥有贝多芬最摄人心魄的快板和慢板。在第二乐章所营造的悲伤氛围，可能是我们理解何谓“古典主义”最好的教材之一：在不动声色之中，我们随着庄严的节奏与悲恸的旋律缓缓前行，这时的悲伤没有半点的悲悲戚戚，只有力量的不断积攒与深情的无限怀念。这样的情景，正是温克尔曼笔下古典主义的最高境界：“静穆的伟大，高贵的单纯”。第四乐章则往往被人们称作音乐史上最具舞蹈性的音乐篇章，更被瓦格纳称作“舞蹈的神化”。这样癫狂热烈的舞蹈节奏，几乎超出了古典主义时代任何音乐思维的想象能力。很难相信，贝多芬居然能凭着常规的乐队编制和严谨的古典曲式达成这样的效果。1813年，贝多芬又写了第八交响曲。第八交响曲的首演没有取得如同第七交响曲一样的轰动，但在私下对此作出回应时，贝多芬却说这是“因为第八交响曲好的太多了”。事实上，如果说第七交响曲是与第三交响曲类似的古典主义鸿篇巨制的话，第八交响曲则是在新古典式的紧凑简洁中迸射出了坚决而明晰的变革力量。作品的开头部分无疑是这种变革的写照：没有所谓呈示部，没有刻意营造的和弦，而是上来便是水银泻地的一路狂飙。在自我超越的同时，贝多芬也再次打破了冰冷而僵化的古典形式主义，让音乐愈加能被自己随心所欲的去驾驭，也愈加能毫无遮拦地宣示自我的精神世界。后来，当我们听到他的第九交响曲时，我们或许就更能明白：对贝多芬而言，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挡住他革新求变的雄心壮志的。不过，他的这些自我超越，从来不只属于他个人，而是那个时代的人类在精神世界中自我超越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