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

演出单位：青岛京剧院

《驼哥与金兰》是一部正剧，一个表现战争年代里小人物从如何适应生存环境到自觉改变生存环境的带有黑色幽默的正剧。它不仅反战反侵略，其风格还在于驼哥的一系列与挂旗相关的事件和动作性质充满了人物机智聪慧的性格特征以及他的求生欲望和求生本能，都大大地超越了人类对战争所造成的伤害的承受度。因此，剧本的风格也在于一个小人物的承载——即驼哥的喜剧性格因素，构成了这一战争题材的独特性表现方式。

　　任何一个民族的构成成分，均以个体的生命为元素。民族的整体含义实质上指的就是每一个属于这一广义族类中的成员。偌大中华民族的腾飞，亟待每一个中国人的觉悟。本剧排练，旨在借驼哥这一类型化人群的心理——病理特征为切入，深度折射民族心理民族素质以及民族发展进程中尚未健全的因素或病症，呼唤改善和提高民族的自信力和自强心，呼唤全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断强化自我的精神张力。因此，这是一个张扬信心、鼓励励志的作品。当我们回过头来看《驼哥与金兰》这个戏时，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当一个民族面对困境的时候，小人物的觉醒才是民族的觉醒，小人物的尊严更是民族的尊严。

　　剧中三面旗各自代表军事实力、政治主体，更延伸到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等是非观念的标志性物件的旗，在同一时间都关联到了一个弱小、身残、无力抗争而又不得不活下去的小人物身上。这首先引起了压力与承受之间的不平衡，就像一只蝼蚁顶着一座石山一样不堪重负。然而，戏剧的怪诞性正是如此开始了铺陈，也正是这种极致性情节的设置使得人物、事件、结局都不在常规性伦理价值判断的体系之内，从而生发出有趣味的戏剧内核与情感形式。

　　驼哥挂日本旗，这是战争对人性的挤压与扭曲。一个被奴役着平民，只要他不曾忘记他的先祖，只要他尚存一息反抗之力，都不会自甘接受这份屈辱。然而，正是因为带有先天性病理缺陷从而导致在心理上也有同样缺陷的驼子，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放弃了道义、良心、廉耻，选择了受奴役。他甚至连民族自尊、民族气节为何物都不知晓不关心。在能生存、能活下去就是希望的心态下，无力反抗也力不能及的驼哥选择了挂旗。

　　当困境和压力改变生存轨迹的时候，作为物质的人类首先选择的是生存，这是无条件的，更是必然的条件反射性质的物种本能。而只有上升至精神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时，人类才会有个别的少数人有境界地作出相反的选择。这当然不属于驼哥，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生存在战争年代中艰难存活着的弱势族类，是整体中国人所遭遇的精神压抑。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困境表达，从驼哥自觉性地忍受屈辱为典型，开掘出一个小人物所面临的战争和所选择的生存状态。

　　挂日本旗成为驼哥接受和忍受屈辱的核心动作，这绝非情愿的动作，而昭示着民族的某种悲凉，以及作为小人物的无奈和从心底萌生的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良心的内疚之情，从而使这个无以抗拒的小人物沦落到战争灾难的最低生存现实—国格与人格的丧失殆尽。也正是这一最低起点，在驼哥经历了一场洗礼之后，勃发、积攒出巨大的精神张力，重新寻找到了自我价值和人格实现。

　　挂国民旗，这是一次痛苦的折磨——心理上从又一次期待迎接胜利转向又一次面对并且承受失败的屈辱。国民党军队在抗日的岁月中战功显著，表现出不屈和勇敢。我们剧中所揭示的只是“一般里的个别”，是那些打不赢也打不成仗反倒鱼肉百姓的败类。他们挂旗没有目的性，只是招摇，并且只能挂给中国看。驼哥何常不想寄希望于他们？然而，展露过希望的折磨是加倍的折磨、心碎的折磨。面对比自己身体完整、强壮的带枪队伍，驼哥经历了无望中的又一次屈辱。

　　惟有红旗，洞开了驼哥的灵魂，唤醒了沉睡的尊严，勃发出裂地惊天的勇气和意志，在自己的国土上和家园里，驼哥以自己残疾的身躯大写出炎黄子孙的英勇和觉醒。

　　国不在，家何宁？国已亡，家安在？全剧结尾处，驼哥将便衣队长反锁于房内，亲手点燃了自己的家。这一系列动作将全剧推向高潮，既完成了对剧中为数不多的反面人物的最终处理，又表达了驼哥投身于以红旗为象征的反侵略战争阵营的彻底性。这一把火既是反侵略的抗日之火，更是驼哥思想觉醒、心灵成长、民族意志的复兴之火。自焚家园，让驼哥走上了真正救国救民的抗日之路，更使剧本完成了终极的人文目标。

温馨提示：1.2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儿童项目除外），1.2米以上儿童需持票入场。